财报是一个企业的成绩单，而最终成绩将被反映在股价上，遭遇做空的瑞幸咖啡和爱奇艺就是汹涌的资金浪潮中起伏的两片叶子，前者暂时向下沉沦，而后者因为财报漂亮仍能坚持。
车企财报同样如此。财报忠实记录了企业在这一年中的发展历程，新闻稿可能会粉饰太平，但数据较难作假，即便可以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来“统计”，但明眼人依旧可以从中挖掘出非常多的隐藏信息。为此，《道哥说车》推出【深挖车企财报】系列报道第七篇，从近期披露完整财报数据的二十二家上市车企中，尝试从薪酬数据角度对行业进行解读。
对于沪深两市177家涉及汽车行业的上市公司来说，22家整车上市企业的管理层薪酬向来都是很抢眼的，部分高管动辄几百万元的年薪也是众多供应链企业难以企及的。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以2019年财报管理层年度报酬统计中董事长、总经理级别的高管作为统计样本，在董事长层面，22家整车上市公司中只有12家披露了董事长级别高管的薪酬。而在公开披露董事长薪酬的企业中，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年薪最高，达到574.52万元；比亚迪紧随其后，董事长王传福以534万元的年度薪酬位列第二；位处第三的是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年度薪酬为160万元。而曙光股份董事长胡新文则是22家上市车企中年度薪酬最低的，仅有34.4万元，相比年薪最高的魏建军相差了接近16倍。
而在总经理级别上，22家整车上市公司中除江铃汽车及中通客车外均对外披露了总经理的薪资。其中，长城汽车总经理王凤英薪资收入位列第一，达到551.15万元；依旧是比亚迪追随其后，由董事长王传福兼任总经理一职，因此其534万元的年度薪酬也可被视为其总经理任期内的薪酬；排名第三的则是上汽集团总经理王晓秋，年度薪酬达到277.06万元。而在20家对外披露总经理薪酬的上市车企中，年薪最低的是中国重汽总经理靳文生，仅有30.32万元，相比同级别年薪最高的王凤英相差了接近17倍。
对此，也有内人士表示，上市车企披露的高管个人的薪酬总数，并不能涵盖隐性收入和额外的奖金等收入。据其透露，很多高管职业费用水平极具弹性。“可以通过‘消费权’灵活配置和使用包括办公费用、差旅费、通讯费、海外培训费、董事会会议费等费用报销。有些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甚至超过了年收入，而这种隐蔽的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没有什么显著的相关性。”
《道哥说车》观察到，若将22家整车类上市公司划分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个阵营，2019年度的薪酬排行榜，依然保持着民营企业高管身价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显著特征。作为对比，国内销售规模最大的上汽集团（国企），其董事长陈虹的薪酬为154.67万元，仅为魏建军和王传福的1/4左右。
据《道哥说车》统计，22家整车类上市公司中，共有15家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或者由国资控股，仅剩7家企业为民营企业。排除未公开披露薪酬的上市公司，15家整车类国有上市企业共计向董事长发放薪酬481.19万元，平均每名董事长年薪达32.07万元。而在民营整车类上市公司方面，7家企业便合计向董事长层面发放了1597.87万元，相比国有企业多了两倍有余，董事长单人平均年薪更是高达228.27万元，相比国企高出接近200万元。
总经理层面亦如此，排除未公开披露薪酬的上市公司，15家整车类国有上市企业共计向总经理发放薪酬1469.72万元，平均每名总经理年薪达97.98万元。而在民营整车类上市公司方面，7家企业便合计向总经理发放了1612.56万元的薪酬，仍旧高于国有企业水平。而在总经理单人平均薪资层面，平均每名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总经理可以拿到230.37万元的年薪，相比国营企业薪酬水准依旧非常可观。
而相比2018年，不少民营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如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和总经理王凤英，两人相比2018年薪酬水平还有所提升。相比之下，上汽集团、广汽集团作为乘用车企业中的佼佼者，却依旧不能在薪酬下降的问题中幸免，其中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的薪酬由2018年的192.8万元降至154.67万元，上汽集团总经理王晓秋的薪酬由316.64万元降至277.06万元，而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的薪酬也由2018年的119.91万元降至110.7万元。
有业内人士向《道哥说车》透露，由于国有企业薪资政策的改革，不少整车企业虽然净利润较高，但是高管们却没有因此获得高薪酬，反而拿到的年薪有所减少。据悉，2015年1月1日，被称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方案实施后，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曾表示，根据方案，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但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所有的数字指的是高管从企业所拿到的薪酬，并不包括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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