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的微博号沉默在了6月初。6月5日，这位追觅科技创始人的账号主页上出现一行灰色文字：“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距离他上一次更新，已经过去了四天。

一纸禁言，将外界对这匹“跨界独角兽”的质疑推向了新的高度。当一家公司超过160亿的资金来自各地政府和地方国资，当它的创始人一边高喊“做人类首个百万亿美金商业生态”，一边在估值暴涨250%后高位套现——这场看似宏大的跨界叙事，究竟是产业创新，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抬轿子”游戏？地方国资成了最卖力的轿夫，而轿子里的人，正盘算着何时下车。

“抬轿子”这个词，在资本市场上有着丰富而危险的意涵。它最直白的一种版本是：有人用别人的钱，买别人设计的单，最终把一个人或一个项目高高抬起，风险却留给了后来者。

在追觅的叙事中，“轿夫”这个角色，被地方国资扮演得淋漓尽致。

2025年4月，追觅科技旗下CVC机构追创创投宣布完成绍兴百亿产业基金的首期募集，目标规模高达110亿元。该基金由两翼构成：一个面向成长期战略基金，聚焦智能清洁、庭院机器人、智能汽车等商业化场景；另一个则是与厦门国资合作设立的中早期孵化基金。在基金的持股结构上，“追觅系”通过三个平台合计持股55%，而绍兴的三家国资平台则合计持股45%。

同样的故事正在更多城市复制。浙江绍兴、苏州吴中、杭州临安、丽水、厦门、柳州、宜宾、武汉——一张覆盖超过十个地市的地方国资投资网络正在被编织。

仅以杭州为例，2025年10月，临安区政府与追觅科技签署协议，合作设立总规模20亿元的生态基金，当地招商部门公开表示，这是追觅以“招商员”角色参与产业引入的新探索。

2025年，浙江省丽水市还公示了一笔10亿元的“追觅生态创业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智能家居、泛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这并非孤例。据证券时报报道，追觅关联的天空工场创投共管理29只基金，政府LP在其中占比高达六成，认缴资本近百亿元，出资方覆盖全国十余个地市。

而俞浩本人曾对外透露，基金实际募资规模超过200亿元，追觅自身仅出资20%——这意味着超过160亿元的资金来自各地政府和地方国资。

当地方财政的真金白银变成追觅扩张的燃料，一个问题悬在了所有人头上：这些国资最终能否获得对等的回报，抑或在追觅的资本游戏中被“抬”到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轿夫的辛苦是有目的的——把轿子抬得足够高。在追觅的牌桌上，轿子里坐着的，是俞浩和创始团队。

2025年9月之前，俞浩的估值还在约200亿元的区间徘徊。但此后，估值曲线陡然攀升。2026年6月，追觅科技被曝开启Pre-IPO直接融资窗口，投前估值锁定在约700亿元。不到9个月的时间，估值暴涨250%。

按照规划，这一轮融资将释放5%到10%的股权份额，对应融资规模约35亿至70亿元，单笔投资最低门槛高达3.5亿元。整个融资窗口预计于7月初关闭。这一轮融资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包含两个组成部分：面向市场的公司新股增发，以及创始团队的老股转让。这意味着，在估值攀升至最高点之际，轿子里的人选择了“落袋为安”——而接盘的，正是这轮融资中进入的新机构投资者。

复盘整条资金链，出现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反身循环：地方国资在早期作为追觅生态最重要的“基石LP”，用大量资金“放水”支撑估值；当估值被抬到700亿这个高点时，新的机构资本被引入接盘；与此同时，创始团队通过老股转让获得现金套现；而所有这些新进资金的背后——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离不开先前地方国资提供的信用背书和资金支持。

这种“我出80%的钱，你来坐轿，风险我扛，收益你享”的模式，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将公共财政与私人利益的边界揉捏在了一起。

如果说地方国资的角色是“抬轿”，那么追觅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轿子里的人可以随时下车，而轿夫却必须继续把轿子往前抬。追觅旗下200多个事业部的股权结构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被复杂的法律架构层层隔离。

公开信息显示，这些事业部大多由员工或外部财务投资人各自持股，在法律上与追觅主体并无直接股权关联。与此同时，天空工场创投投资的64家公司中，有80%成立于2025年及2026年——这恰是追觅估值暴力拉升的整个周期。

换句话说，地方国资的资金流向了追觅主导、但法律上不属于追觅的项目。一旦某个项目失败，风险在法律上被隔离在项目公司层面，追觅主体和俞浩本人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况且我们又没有用你们的钱。”俞浩曾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说。

在追觅的语境里，这句话或许并非自辩，而是对商业模式的最直白解读——160亿的国资资金在法律结构的魔法下，似乎不再等于“你们的钱”了。

即便追觅的“抬轿子”游戏精心设计了防火墙，但轿子本身，已经开始出现裂痕。2026年5月7日，追觅科技监察部发布了反舞弊专项通报，数据令人震惊：2026年1月至4月，共查处各类违规舞弊案件23起，23名员工被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其中3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正式移送司法机关。通报覆盖洗地机、吸尘器、供应链采购等多个业务部门，核查焦点集中于利益输送、虚报报销、侵犯商业秘密等方面。这意味着，在内部治理的层面，追觅已经暴露出重大的控制缺陷——而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性质，更暗示问题并非简单的管理疏忽。与此同时，外部监管的压力也在逼近。

追觅CEO俞浩微博被禁言当天，有消息称长三角某市辖区正在统一部署摸排辖区内企业与追觅的合作情况，包括合作项目、资金投入、财政及国资投入情况等维度。尽管追觅内部人士称这只是“常规检查”，但在地方国资数百亿资金已经注入的背景下，这样的摸排动作足以让资本市场警觉。

这些裂痕的出现，并非孤立的黑天鹅事件。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当“抬轿子”游戏在内部治理失灵、外部环境收紧的夹击之下，轿子还能坚持被抬多久？

追觅的“抬轿子”游戏，有着一套非常自洽的逻辑：地方国资拿出140亿、160亿的真金白银，用来撬动估值故事，支撑一个巨大的资本盘面；估值被推高到700亿元后，创始团队高位套现走人；风险被隔离在法律防火墙之外，留给地方政府和后来接盘的投资者。

俞浩在轿中坐，轿夫在四方抬。

但轿子已经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响。23名员工舞弊案爆发，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觅造车主体星空计划汽车公司新增232万元股权冻结；嘉美包装股价在俞浩正式入主次日复牌后大跌。加之地方摸排与创始人对国资关系的“微妙界定”，这一切共同表明，被地方国资“抬着”的追觅神话，已经开始遭遇现实的拷问。

俞浩的微博终将在某一天解禁。然而资本市场的真正考题并非“禁言”，而是：当轿夫的供养减量，当合规红线收紧，轿子里的人还能维持那居高不下的估值吗？又或者，轿子本身，还能不能撑得住轿中人的重量？

答案值得所有地方国资投资人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深思。